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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誠法師:植根時代沃土,持續推進佛教中國化的現代進程
來源:中國民族報 作者:學誠法師 發表時間:2018-03-29 12:33:41
字號: [雙擊滾屏]
新時代佛教中國化的核心方略是站在中華民族全面崛起和全球一體化的歷史大方位下,通過佛教教義的現代詮釋、組織制度的現代接軌、人才培養的現代體系和佛教文化的現代弘揚,讓佛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高度融合,從而在佛教新一輪的中國化進程中,形成強勁的凝聚力和創新力,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奉獻佛教的智慧和力量。只要全國三大語系佛教界人士同心同愿同行,就一定能讓千年菩提樹生機盎然,不斷綻放出覺悟人心、服務社會、啟迪世界的新綠。

  


  2500多年前,菩提的種子散播四方、生根發芽、抽枝散葉,漸漸生長為人間的綠洲。2500多年后的今天,許多曾經的綠洲已經變換了顏色,卻越發襯托出那些千年菩提古樹的蒼翠遒勁、勃然生機。中國佛教,便是流淌著千年血液而又閃耀著時代新綠的菩提大樹,古老而年輕,深邃而常青——這強大生命力的背后,書寫著佛教中國化的不凡與精彩。


  憑借著緣起性空、隨方毗尼的智慧善巧,佛教的種子植根于中華民族土壤,努力汲取中華文化精髓,一步步跨越時代年輪,終于卓然成長為中華大地上的菩提之樹。這棵菩提大樹的枝葉散發著中國的氣質,彰顯著中國的精神;累累花果流溢著中國的智慧,凝聚著中國的創造。曾經異域他鄉的種子,已然成為中華大地的綠蔭。兩千年中國佛教的生命,源自于中華大地,又回饋于中國人民。


  如今,置身于歷史新方位的中國佛教,需要將古老的根系伸向嶄新的時代沃土,讓民族精神的枝干廣攬全球文化的風云,在新時代持續推進佛教中國化的現代進程,使千年菩提樹綻放出時代新綠,結出滋養民族、幸福人類的豐美果實。


  新時代必須持續推進佛教中國化


  自從佛教落地中華土壤以來,中國佛教的形態便取決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形態和文化潮流。因此,當時代因緣和文化思潮發生變化的時候,中國佛教必然要進行自我更新,以新的姿態融入社會文化,進而服務、化導社會。這實際上是大乘佛教對緣起法的觀待和通達,同時也是中國佛教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公元7世紀,佛教完成了第一輪中國化的歷史使命,實現了完全的本土化,主要表現在與本土儒道文化的融合以及對禮制宗法社會的適應。19世紀中葉以后,整個中國社會遭遇了千年未有之變局。佛教深深植根的中華傳統文化價值體系和賴以安身立命的農業文明,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下,轉向了艱難的現代化進程,中國佛教也隨之展開了現代轉型的不懈探索。


  經過100多年來艱苦卓絕的革命奮斗和自我超越,中華民族終于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被動走向主動,從茫然走向自信,從學習走向引領。如今,邁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中華民族,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從未像今天這樣切近,中華傳統文化也迎來了全面復興和走向世界的歷史性機遇。新時代的中國佛教所要面對的,已經不再是農業文明時代的儒道文化、禮樂制度、宗法社會,也不是太虛大師面臨的現代工業文明的侵襲,而是高科技時代、互聯網時代、后工業時代、全球化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西方文明也開始向東方文明尋求智慧啟迪。佛教怎樣適應新時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怎樣回應世界文明重構的人類訴求?這些重大時代命題要求中國佛教立足新的歷史方位,展開新一輪的中國化進程,讓中國佛教的現代轉型與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保持同步,助力中華民族早日圓成中國夢、啟迪人類文明走向新格局。


  佛教高度中國化的歷史經驗


  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充分發揮其圓融中道、契理契機的大乘精神,隨著時空因緣變化而不斷自我調適、自我更新,主動適應中國社會、融入主流文化,最終使佛教與中華文化高度融合,并使中國獲得了“佛教第二故鄉”的美名。為了更好地將佛教中國化持續推進,有必要回顧歷史上佛教高度中國化的成功經驗,汲取古老佛教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讓今天的佛教扎根時代沃土,生長出佛教中國化的新枝葉、結出新花果。


  政教關系的良性互動


  回顧佛教在中國走過的兩千年,會發現佛教命運與國家命運始終緊密聯系在一起,國運興,佛教興。國基穩固、社會安定、政治清明,是佛教得以生存發展乃至興盛弘揚的最大外緣。而佛教的健康發展也凈化提升著整個社會的精神境界、道德水平。因此,良好的政教關系一直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主題。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源于漢明帝夜夢金人,后在洛陽建立白馬寺,迎來了最早的高僧,譯出第一部佛經。此后,歷代高僧大德輩出,如東晉時期的道安大師、唐代的玄奘大師、宋代的契嵩禪師、元代的八思巴大師等,皆以其高德碩學、愛國情懷而深受帝王尊敬與信任,不少高僧還被皇帝封為“國師”“帝師”,為國運民生積極建言獻策;而對佛教有著深入了解和好感、乃至虔誠信奉佛教的帝王也代代皆有。道安大師曾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正是這種相互扶持、同心同德的政教關系,奠定了佛教中國化的根基,同時也為中華民族的穩定發展、繁榮富強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佛教在政教關系方面的穩妥積極態度,源自大乘佛教的緣起智慧和慈悲情懷。中國自秦代以來便維系著“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和與此相應的主流文化模式,這與中國本身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多民族共處的基本國情密切相關。因此,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安定,就是對國家緣起的智慧觀照和對民族命運的慈悲關切,也是對大乘教義的真正落實。在新時代,佛教應將這一優良傳統繼承發揚,主動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讓佛教的智慧資源和慈悲情懷繼續成為促進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安定、人心祥和的積極助力與正能量,以更加深廣的愛國愛教情懷書寫護國安邦、復興中華的新篇章。


  思想文化的融合創新


  佛教中國化的最大難題在于思想文化的本土化,而佛教中國化的最大成功也正在于思想文化層面的高度融合和創新性發展。


  思想融合的第一關是經典翻譯。早期的高僧大德們智慧把握中國本土文化的脈搏,巧妙地通過“格義”之法,以道家玄學詞匯詮釋佛法,比如“有為”“無為”等,將精深的佛學思想融入中國已有的哲學體系,解決了佛教在中國落地生根的問題。


  兩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大乘佛教經典的傳譯,緣起性空、平等圓融、慈悲喜舍、無常無我等核心思想,以及佛性論、涅槃論、唯識論、如來藏說等大乘學說漸漸進入中國人的視野,為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精神高度與思想深度。


  同時,這些新思想又與儒道玄學等中國本土思想激蕩融合,最終創造了唐代八宗并弘的盛況。法性宗、法相宗、天臺宗、華嚴宗、禪宗、凈土宗、律宗、密宗等八大宗派的成立,開創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教義理論體系和修證實踐法門。如“一念三千”“三諦圓融”的天臺觀法,“六相圓融”“十玄無礙”的華嚴教義,“持名念佛”的凈土修法,以及禪宗“默照禪”“參話頭”等修行方式。此外,中國佛教還梳理整合全部佛教思想與經典,創建了“五時八教”“華嚴五教”“三教三宗”“漸證二門”等判教理論,總結出“五重玄義”等經典闡釋方法。特別是《六祖壇經》和“即心即佛”頓悟之說的出現,更使禪宗心法廣為流傳,標志著佛教中國化在理論上的徹底完成。


  祖師大德們高超圓融的智慧和不拘一格的創新能力,不僅使佛教徹底實現了中國化,而且使佛教思想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的新源泉。比如禪宗思想直接啟發了宋明理學“心性論”及道家內丹學,直到今日對中國乃至西方社會依然有著不朽的價值。而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等近代思想革新者,無不從中國大乘佛法中汲取救世的靈感和熱情,并將之轉化為中國近代歷史變革和文化革新的精神動力。


  伴隨著佛教中國化的不平凡歷程,也產生了豐富燦爛的佛教文化藝術成果,猶如漫天繁星般照亮著中華文明史。比如中國歷代共編纂了20多個版本的大藏經,每版多達數千卷,其內容豐富、體系完整,堪稱中華文化的無價瑰寶。遍布名山勝地的寺院、佛塔、石窟、造像、壁畫、書法等,美輪美奐、超凡脫俗,如帝釋之珠點綴著神州大地。其中莫高窟、龍門石窟、云岡石窟、樂山大佛等,更是聞名中外。在文學、音樂、舞蹈等領域,佛教也成為重要的文化基因,重塑著中國的文學藝術。


  曾經在佛教中國化歷史中散發智慧光芒和美麗光彩的佛教思想文化珍寶,需要在新時代煥發出新光彩。因此,如何將佛教思想文化與時代文化思潮相融相契,并創造出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佛教思想文化新高度,將是中國佛教持續推進中國化的重要課題。


  社會生活的參與重塑


  佛教中國化的歷史不僅是與國家政治的同興共榮,更是對社會生活的主動適應、廣泛參與、積極服務。兩千年來,中國佛教發揚圓融普被、廣利群生的大乘菩提心、菩薩行,隨緣施教、應機接引,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廣泛參與到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發揮著移風易俗、提升信仰、增進道德、和諧人際、凈化人心的重要社會作用。自古以來,文人士子到寺廟談玄論道、修心養性、閱藏讀書者絡繹不絕;很多寺廟經常舉辦法會、廟會,并開展施粥、義診、恤孤、養老等公益慈善活動,使寺廟成為地方文化教育中心和慈善中心;佛教的盂蘭盆節(中元節)、臘八節等佛教節日,也走入尋常百姓家,成為中國人心目中“土生土長”的民間節日。因此,無論是不識字的匹夫村婦,還是士大夫階層,都能在佛教中找到心心相印的部分;無論是王侯將相,還是庶民百姓,都能從佛教中找到心靈的皈依和精神的家園。社會各階層的歡迎,使佛教真正成了中國人自己的宗教。同時,為了與中國社會制度接軌,禪宗祖師們開創了叢林制度,“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的創舉,保證了佛教與中國古代社會的融合。


  對于新時代的中國佛教來說,也需要積極探討佛教的自身形態和弘法方式應該如何更好地融入社會、服務社會,這既是佛教中國化持續推進的必須,也是佛教界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當代中國佛教如何持續推進中國化


  歷史上佛教中國化能夠取得如此燦爛的成果,并延續了兩千年生生不息的生命,一方面固然因為大乘佛教與中華文化擁有內在相通的文化親和性,比如大乘佛教的緣起觀、心性觀與中華文化的包容變通、重視內省,具有交流融合的契合點。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歷代祖師大德對佛教的創造性體證和創新性弘揚——也就是中國佛教強烈的主體性意識和創造性精神。這種意識和精神實際上也就是一種中國人的自覺和自信。正是有了這種自覺自信,中國佛教才是中國人體悟出來的佛教,是中國人實踐出來的佛教,是中國社會塑造出來的佛教,也是中國歷史打磨出來的佛教。這樣的佛教,才是真正“中國化”的佛教。


  因此,當代佛教持續推進新一輪的中國化,需要在兩個維度上進行建構與探索:第一,從佛教中國化的內在主體而言,中國佛教界人士應當繼承古圣先賢的優良傳統,提升文化自覺和自信,建構中國佛教的主體性意識和創造性精神,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基,以時代文化為土壤,以世界文化為借鑒,創造當代中國佛教的教義闡釋體系和實踐修證體系;第二,從佛教中國化的外部緣起來說,中國佛教界應當傳承歷史上佛教與社會文化高度融合的經驗,敏銳把握時代脈搏,精準判斷社會走向,深切回應人心訴求,以中國的歷史新方位作為自身建設的定位,以時代社會的需求作為自身發展的方向,以全球文明的大勢作為未來前景的視域,在擁抱時代、融入社會、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打造佛教中國化的歷史新高度。


  具體而言,需要在以下6個關系中深入思考、勇于創新:愛國與愛教的關系,佛教基本教義和現代科技文明的關系,戒律清規與現代管理制度的關系,出家僧眾與在家信眾以及佛教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關系,建設寺院與服務社會的關系,國內發展與國際傳播的關系。


  愛國與愛教的關系


  從歷史上佛教中國化的成功經驗可以看出,正確積極地對待、建構政教關系,是中國佛教長遠發展的根本外部保障,同時也是中國社會安定、和平發展的有利條件。在新時代語境中來說,也就是要處理好愛國與愛教的關系。縱觀歷代高僧大德,無一不是愛國的典范,因為國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只有真正愛國,才能實現“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信仰承諾。新時代的中國佛教徒,一定要堅持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將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祖國、自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促進社會安定和諧,作為佛教信仰的真誠體現。


  佛教基本教義和現代科技文明的關系


  在科技文明占據主導地位的現代社會,佛教需要創造性地融攝科技文化,并對現代科技引發的社會問題作出正面的、積極的回應,以此融入時代主流文化,并引導時代文化朝更健康協調的方向發展。以科技為主導的現代文明具有“重物質,輕精神”“重科學,輕人文”“重個體,輕群體”等特點,其背后體現出的是以西方價值觀為主導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對于現代文明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佛教中道圓融的智慧、無我利他的精神、覺悟內心的積極實踐,無疑可以糾現代文明之偏、補現代文明之失。為此,佛教界對傳統教理教義進行現代闡釋,提出了“心文化”的理念,秉持以人為本、以心為歸的本懷,來化解時代問題。另一方面,佛教界也創造性地將科技運用于佛教文化傳播,讓科技為善。比如“賢二機器僧”、大藏經校勘中的OCR(文字識別)技術等,都是佛教界以人工智能技術弘揚佛法的成功案例。


  戒律清規與現代管理制度的關系


  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化、商業化、物質化的社會,這與佛教傳統的生存環境有很大的不同。在這樣一個瞬息萬變、高速運轉的社會共業環境中,佛教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為社會傳遞正能量,而不是被滾滾的信息洪流所淹沒;如何持續發揮純正、清凈的精神化導作用,而不是被商業化、物質化所牽制,這些都要求在傳統清規戒律的基礎上,建立并健全現代寺院管理制度。


  出家僧眾與在家信眾、佛教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關系


  佛教四眾弟子包括出家眾和在家眾,在佛教事業的發展中,兩者扮演的角色和承擔的責任不同,唯有兩者各司其職、相互配合,佛教才能獲得長足的發展。具體來說,以戒攝僧,以僧導俗,建立相對完善的僧俗二眾佛法教育和學修體系,才能不斷提升僧俗二眾的整體素養。與此同時,中國佛教也要努力促成佛教教育與社會教育、國際教育的接軌,在叢林教育的基礎上,嘗試建立現代佛教教育體系。為了更好地適應時代需求,也要提高佛教人才在學術研究上的造詣,吸收國際先進的研究理論和方法,做好教理教義的現代詮釋;增強佛教人才的國際交流的能力,增強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自信;提高佛教人才的科技運用能力,積極開展佛教與科技文明的對話與合作。


  建設寺院與服務社會的關系


  寺院是佛教事業發展的大本營,它不僅僅是為社會大眾提供燒香拜佛、祈求平安的場所,也不單單是出家僧眾日常生活學修的場所,更肩負著佛教教育、文化傳播、慈善公益等社會責任。佛教界在建設寺院的時候,需要考慮寺院為社會提供方方面面服務的功能。只有這樣,才能將寺院的建設與社會的發展需要相結合。同時,佛教界也要更加積極主動地探索現代弘法、服務社會的新方式。比如,一些寺院運用互聯網平臺(網站、微博、微信)、動漫、人工智能技術等現代傳媒講述中國佛教故事,主動傳播中國佛教的清凈聲音和正能量,在社會上乃至國際上都引發了強烈反響。


  國內發展與國際傳播的關系


  全球化的浪潮在今天勢不可擋。全球化給中國佛教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已不能只考慮國內信眾的需求,還需要以國際性的眼光,為國際社會及世界更多更廣的人群提供服務。這不僅僅是佛教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需要。近幾年,中國佛教界正在通過開辦多語種網站、開展翻譯事業、建立海外道場等舉措,加大國際弘法力度和廣度。


  總之,新時代佛教中國化的核心方略是站在中華民族全面崛起和全球一體化的歷史大方位下,通過佛教教義的現代詮釋、組織制度的現代接軌、人才培養的現代體系和佛教文化的現代弘揚,讓佛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高度融合,從而在佛教新一輪的中國化進程中,形成強勁的凝聚力和創新力,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奉獻佛教的智慧和力量。現在,雖然這一愿景與目前佛教界的現狀還有比較大的差距,佛教中國化的持續推進可謂任重而道遠,但新時代賦予中國佛教的歷史使命,不斷激發著佛教界將佛教中國化深入向前推進的責任和動力。只要全國三大語系佛教界人士同心同愿同行,就一定能讓千年菩提樹生機盎然,不斷綻放出覺悟人心、服務社會、啟迪世界的新綠。


  作者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佛教協會會長

【責任編輯:流水】

標簽:學誠法師 植根時代 持續推進 佛教中國化 現代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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