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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人間佛教社會學論壇:傳統佛教如何走向現代社會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澎湃新聞 發表時間:2018-05-25 23: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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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論壇以人間佛教的社會學研究為主題,在理論層面,與會學者共同關注了人間佛教的神圣來源和社會銜接問題。神圣是信仰的內核,也是宗教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人間佛教也曾在此方面遭受過質疑。與會學者認為,人間佛教的神圣性,從儀式變遷到進入社會的方式,都與傳統佛教不太相同。神圣作為中國歷史的重要問題,同樣也是人間佛教的基礎要素。星云大師的人間佛教觀將關系重新帶進自我,猶如重新建構起一種具有神圣性的大我,但共業共修形成的神圣觀念,需要有效的制度掛靠。人間佛教的神圣性和社會學,既是佛陀本懷,也是大師思想,既是制度神圣,也是個人神圣。



2018年5月19日至20日,首屆人間佛教社會學論壇在上海星云文教館舉行。本次論壇由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中國社會學會宗教社會學專業委員會聯合主辦。來自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四川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等機構十七名學者進行了論文報告,二十余名學者參與了評議及討論。


作為宗教學與社會學的交叉學科,宗教社會學不僅是古典社會學的重要領域,在當代中國也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透過對中國佛教及其信仰方式變遷的考察,以此為線索,重新檢視佛教思想變遷、社會實踐、組織互動、信仰規則,既可豐富宗教社會學理論的中西對話,也能為宗教的社會治理提供解決方案。


論壇開幕式由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主任程恭讓教授主持。程恭讓指出,佛光山人間佛教弘法歷程的社會實踐,是對佛教深刻社會思想的再度發展和弘揚。此次論壇是首次在大陸地區以社會學等視角探討人間佛教的論壇,具有深刻的學術意義。


會議召集人、華東師范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在開幕致辭中說到,佛教社會學的本質即是一種以佛陀本懷為底色,經由佛教信仰共同體實踐的社會運動。星云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不僅蘊含著豐富的社會觀念,其社會實踐也回應了有關制度、組織等重要的社會學問題。人間佛教特別重視制度建設,而制度往往決定了佛教實踐的公共特性與社會功能的表達效能。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妙凡法師則表示,佛教的弘法史,就是佛教參與社會、改造社會的過程。實際上,人間佛教弘法的歷程,即是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積極實踐。妙凡法師強調,人間佛教的核心價值是“佛說的,人要的,凈化的,善美的”,旨在抵達“從三好、四給到五和理想”,實現“合理的經濟生活、正義的政治生活、服務的社會生活、慈悲的道德生活、尊重的倫理生活、凈化的感情生活。” 因此,人間佛教應積極關懷人間社會事務,包括文化、教育、環保,乃至政治方面,推動社會的凈化。人間佛教的社會學研究,是佛教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取向,也是對人間佛教弘法利生實踐的學術探索。


本次論壇上,與會學者報告的學術論文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主題:人間佛教的社會史研究、人間佛教的信仰方式以及宗教社會學理論本土化實踐。


人間佛教的社會史研究


宗教的歷史研究,既是宗教研究人文取向的主要進路之一,也是探討宗教發展史的重要研究方法。而宗教的社會史及其社會思想史,則在此基礎上引入了社會維度,拓展了既有的研究取向與問題意識。


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種轉向


清華大學哲學系圣凱教授討論了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中“生活、主體、內在”的三種轉向。他在報告中指出,近幾十年國際學界對中國佛教社會史的研究呈現出幾大特點:重視社會、政治、儒道文化對佛教的壓力和影響,很少關注佛教自身的主體意識與自覺調試;重視佛教與社會在政治、慈善公益、社會生活等層面的互動,很少關切佛教作為“佛教整體”的內在協調性和作為“宗教教化”的主動性;充分重視高僧與文人、統治者等精英的社會交往和文化影響,很少彰顯“僧”作為群體的群像表象。


圣凱認為,“佛教中國化”的過程,是“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僧眾”在中國疆域的宗教實踐過程。回到宗教人類學的視野,“僧眾”既要面向和接受來自印度的佛教,氣候炎熱的印度,形成佛教的“苦”的理論和出世思想以及齋戒、沐浴和坐禪等宗教生活,更要面對與回應固有“漢文化”背景下的“眾生”,地處溫帶的中國漢地,形成重視家族禮制、以血緣為中心的宗法社會、中央集權制度等。“僧眾”在漢文化地區既要滿足自身的生命解脫、更要教化具有明顯不同文明氣質的“眾生”,這種“身體實踐”所帶來的觀念沖突、制度矛盾以及生活無法展開的困境,正是“佛教中國化”的真正內在需求。


因此,這項研究以“僧眾”為“關系主體”、“實踐生活主體”、“方法主體”,以僧眾的“信仰”、“思想”、“制度”為思想內涵,旨在建構以僧眾為中心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呈現漢傳佛教僧眾的社會生活圖景,從而揭示出中國漢傳佛教的特質這一寶貴的歷史經驗。


原始佛教與人間佛教的基本價值方向


程恭讓教授則以詮釋學的方法論,圍繞原始佛教基本經典《雜阿含經》中佛法義理的脈絡,闡釋了原始佛教佛陀教法思想中的三大核心價值,并通過對現代人間佛教重要導師之一星云大師晚近著作《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的解讀,指明其中的思想價值與《雜阿含經》及原始佛教相關價值思想的血脈關聯。


他首先指出了原始佛教佛陀教法深切關懷人類福德問題的根本旨趣,及其旨在為人類探求幸福生活、圓滿福德之道的核心實質。而這種旨趣和實質是通過其世界觀、人生觀、社會觀的一系列價值方向的表現得以彰顯的,程恭讓將之總結為三大價值方向:在世界觀問題上介于天道、人道之間而以人道作為中心的價值方向;在人生觀問題上介于現實人生、生前死后之間而以現實人生作為本位的價值方向;在社會觀問題上介于個人修持、社會參與之間而高度重視社會參與及社會凈化的價值方向,具體體現為佛陀以“惠施供養”的社會倫理取代“祭祀萬能”的人神倫理、“四姓悉平等”的社會思想理念以及對賤民制度的堅決反對。


在程恭讓看來,這三大價值方向是佛陀教法的基本價值方向,展現了以佛陀教法思想為基礎的佛教思想文化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價值標準,也正是當代人間佛教應該繼續倡導和努力的建設目標。而星云大師在《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中明確地表示出重視人道、重視現實人生及重視社會凈化的價值理念,與《雜阿含經》中的基本價值方向一脈相承,同時在相關表述上更加清晰、堅定、明確。因此,可以將需要語言、文獻知識以及現代關照方能進行解讀的《雜阿含經》視為人間佛教思想理念及其三大基本價值方向的原始版,而將星云大師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視為其現代版。


人間佛教的信仰方式


信仰方式作為聯結信仰實踐與信仰關系的中介,對宗教的發展變遷舉足輕重。本次論壇有多篇論文,集中探討了人間佛教的信仰方式及其實踐機制。


制度建設與信仰方式


李向平教授討論了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制度建設與信仰方式的關聯。他指出,就人間佛教的社會性構建而言,實際上就是佛教的道風建設、叢林制度與現代管理制度、佛教之社會關系、佛教與非佛教之間、佛教信徒與非佛教信徒之間、寺廟組織與其他社會團體之間的互動關系。


實際上,佛教作為制度宗教,其本身就是一種集中的、群體的、組織化資源,在其內涵豐富的“緣起”觀念之中,就包涵有共和和內在的社會依賴原則,社會成員和佛教信徒之間的“連帶責任”。它們應該能夠發展為一種復雜的人際交往結構,進而建立一個對宇宙、社會的整體觀見,只是因為佛教的社會性表達和社會組織的構建缺乏現代社會組織應當具有的組織化、公開性、自立性三大特征,才惟有左右依傍而無法自立。


他進一步指出,固有的叢林制度雖然能夠保證僧團制度的有效性與神圣性,但由于其內部與社會運作制度等不同制度安排之間存在差別,在信仰方式、行為規范上存在矛盾與抵觸,因而無法保證僧團進入社會的有效性與神圣性。而人間佛教星云模式的一個基本特征即基于佛教傳統同時對其進行創新式發展,在“僧團”的基礎上致力于“教團”乃至社團的構建,將傳統中國佛教的叢林制度與現代社會法人制度緊密整合,構建了適應全球發展的國際佛光山會員制。制度就是信仰方式與修行的規范,需要建立的佛教制度相當之多,包括人事制度、經濟制度、寺院制度、傳教制度、法會制度、剃度制度以及傳戒制度等等。在制度創新和制度支持的前提下,人間佛教才可能在佛教信仰的社會實踐層面開拓出一條社會化的路徑,處理好在進入社會的合法身份和神圣資源配置問題,既不與國家話語相悖,又避免深陷市場運作邏輯之中,超越所謂“世俗化”的內外在制約,化人間而社會化。


人間佛教的儀式變革


四川大學段玉明教授從佛教信仰儀式的歷史發展進入,討論了人間佛教信仰儀式的當代變革。他指出,儀式是“宗教四要素”(宗教的觀念或思想、宗教的感情或體驗、宗教的行為或活動、宗教的組織和制度)中宗教行為或活動最重要的構成,舍之即有可能萎縮宗教的社會向度。宗教的社會化表達,有資于圣時、圣所、圣儀三大神圣詞匯,其中圣儀是溝通神靈的方式,借此可將形而下的“俗”與形而上的“圣”發生連接,以讓信眾在世俗社會中就地轉身,形成世俗超越。圣儀是宗教與信眾聯系的根本,是宗教社會屬性的主要表達。


他對歷史上佛教儀式的發展演變進行了概述,原始佛教時期沒有完整的儀式體系;進入部派時期,開始有了各自的宗教儀式,例如安居之儀;轉向大乘,佛教儀式有了更多的內容與社會面向,如課誦之儀、行像之儀、受齋之儀等等;佛教傳入中國,在因襲印度佛教儀式的同時,又出現了諸如水陸法會的從無到有、各種懺法的由少到多、朝暮課誦成為規制等變化,也有一些舊的儀式逐漸退出,例如佛誕行像之儀、托缽乞食之儀等。漢傳佛教的每一次變革都攜帶著許多儀式的變革,例如唐宋之際社會轉型下禪凈兩宗脫穎而出便帶來了諸多儀式方面的表現。但是,傳統佛教儀式的核心是內向的,段玉明稱之為“寺院化儀式”。


而人間佛教本事順應清末民初的歷史變革提出的,在國家體制由封建專制主義轉向民主共和、經濟體制從農業經濟為主轉向工業經濟、社會體制從傳統平民社會轉向公民社會的轉型下,太虛大師提出了人間佛教的主張,要求傳統佛教在教理、教制、教產進行“三大革命”,其中教制革命就包含了變革傳統佛教儀式的內容。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尤其是在星云大師為代表的當代高僧踐行下,人間佛教在義理、道場、教育等方面取得了眾多進展,在儀式變革方面,從佛光山普遍推開的禪修營、學佛營、暑期班,到從嘗試到推開的佛化婚禮,再到一年一度的世界神明聯誼會,都是重要的表現和突破。


段玉明認為,人間佛教的儀式變革要盡量適應工業社會時間匱乏、誘惑增多、壓力增大、理性至上等條件,在選擇性因襲傳統儀式的前提下更多地走出寺院,建立有別于傳統的“寺院化儀式”、“僧眾化儀式”的、核心向外的、服務于僧俗兩眾的“人間化儀式”、“兩眾化儀式”。


宗教社會學理論的本土化實踐


社會學理論既是對既有社會事實的高度概括,同樣是推進宗教社會學研究的思想源泉。本次論壇上也有不少學者借鑒西方理論視角對佛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實踐進行了闡發。


大虛大師與社會學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何蓉教授從宗教社會學經典中的中國研究出發,結合太虛大師的思想文本,揭示出中國漢傳佛教中的社會學理論這一被遮蔽的敘事維度。何蓉指出,馬克思韋伯在1915-1917年在其新教倫理及西方基督教文明研究的基礎之上,為推進比較文明研究,出版了《儒教與道教》、《印度教與佛教》等宗教社會學著作。其中佛教被樹立為注重個人解脫的、避世禁欲、冥思性的宗教,基本以原始佛教為模版,中國大乘佛教數千年的傳統被置于亞洲“巫術的花園”之中而遭到忽略。彼時,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之命運也遮蔽了佛教與中國社會的密切關聯,中國佛教徒以佛陀為榜樣、以渡眾生為誓愿的千年歷史也被忽視了。此種情形下,近代佛教界與知識界開始積極應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啟了民國以來中國佛教的反思、整理與復興。


何蓉將太虛大師的社會學思考稱為學科史之外的“孤弦”。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學作為西學的一部分開始被引介到中國,社會學學科也逐步開始建立。太虛大師在光宣年間對西學的親近恰好與中國社會學的譯介、傳播與建設同步,他本人也與具有社會學素養的學者、留學生等多有交游,社會學中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潮,有關歷史演變、社會改良、社會功能與團結當理論均可見于其閱讀與寫作之中。太虛大師與社會學相關的思想文本可分為三類 :一是明確劃為社會學作品的,如《自由史觀》與《真現實論》,二是并未指為社會學但直接處理社會學問題或具有強烈社會學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著作,三是討論具體社會學主題的篇章。


何蓉總結了太虛大師社會學思想中的三方面的核心關注:首先,在佛教影響社會的方式上,明確佛教對社會的影響不應是迎合與遷就,反而應是以教化的力量、春風化雨一般地發揮作用(《答某師書》);其次是強調出世與入世的結合,在《生活與生死》中,指出解決了“生活”問題,“生死”問題亦可隨之解決,同時指名學佛即完成人格,須結合志業、職業之兩途(《學佛者應知行之要事》);最后,在探討佛教、宗教及諸宗教關系時,太虛大師將佛教置于與其他宗教并立、將中國佛教置于中國歷史文化的背景當中、將中國置于世界潮流之中。


何蓉最后總結道,在現代化早期,各文化系統、文明體系仍在融匯的過程中,縱深的、跨文化的思考往往如孤弦而獨鳴,隨著全球化和文化聯結的普遍化,理應孤弦何為共鳴,中國漢傳佛教中的社會學維度仍具有照鑒既往、導引未來的潛力。


作為公共佛學的人間佛教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黃海波從“公共性”這一現代性條件下諸宗教面臨的關鍵性挑戰出發,指出“星云模式”為代表的當代“人間佛教”實踐深嵌于半個世紀以來宗教與社會之關系不斷變化與重塑的過程之中,不僅提供了佛教現代轉型、現代性條件下宗教與社會之互動關系等多方面豐富的理論與實踐資源,更為脫胎于基督宗教的宗教社會學在中國情境下處理若干理論困境提供了方向。


黃海波指出,所有處于現代、多元、全球化處境中的宗教,都面臨著如何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問題。著名社會學家彼得伯格分析了天主教、基督新教以及猶太教后發現三者都面臨現代性挑戰,其信徒或宗教團體要么為了保持/重建對神圣和超自然領域的堅定信仰,不得不維持一種與現實社會相“隔離”的局面,要么按照流行的“世俗”世界觀進行基本的理性工作,重新詮釋宗教自身的解釋體系,彼得伯格認為這兩種策略都難以為宗教抵御現代社會提供堅實保障,一方面在現代高流動性與信息化條件下難以形成與世隔絕的封閉共同體,另一方面,“屈從”于世俗知識體系來包裝或改造宗教的內容,最終可能導致宗教及其神學的自我消解。從上世紀末開始,作為理論和社會事實的“世俗化”逐漸失去其原本的地位和價值,然而現代性處境下宗教于社會的關聯仍然爭論不休,尤其是宗教如何介入公共領域,如何就公共事務而發聲,在很多關鍵性問題上沒有取得一致。


他進一步指出,宗教既可能促進社會整合也可能是社會分裂的根源。哈貝馬斯提出,信教公民和非信教公民都可以參與到公共領域,而宗教一旦進入公共領域,固然可以從信仰出發發表政見,但不能以自己的信仰作為公共領域中評判真理的公共標準,還提出宗教語言要被“翻譯”成公共可以理解的語言。宗教界內部則出現了公民宗教、政治神學、公共神學等思潮轉向,反映了宗教自身回應現代社會的公共維度的努力。中國佛教近代以來從過于關注生死、脫離社會的衰敗狀態,經“人間佛教”的更新運動演進為“星云模式”為代表的當代人間佛教公共參與,這個歷程也正是近百年來世界宗教與社會關系調整的過程。他提到,從現實角度來講,“佛系”一詞成為了現在的一個流行詞匯,但它描述的實際上是一種個體化的、去公共性的生活心理或行動狀態,這種公共心理被冠以“佛系”一詞,說明佛教的公共形象仍然是個體化的、去公共性的,雖然有人將其解讀為對現狀的反抗,但這種抗爭似乎過于消極了,這和人間佛教長期以來的努力是非常不符的。如果說人間佛教在近代發軔期主要處理“出世-入世”問題,那么在全球化以及后現代性的當下,人間佛教主要需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公共性”問題,需要在其“人間性”、“社會性”中再明確一個公共性的向度。


黃海波認為,西方宗教社會學理論中,神圣與世俗、超驗與經驗、公共與私人、認信與歸屬等等對立概念,導致了理論上的若干困境。而中國人體驗和踐行神圣性、超越性的方式,不以明確、穩定的宗教歸屬為特征,如禮、緣分、道、命運、報應、天、陰陽、風水等多起源于古代中國人宇宙觀的概念,超越了不同地域文化與宗教傳統的限制,成為中國人共享的精神遺產。中國人豐富的宗教信仰及其實踐方式必將推動宗教社會學理論和概念的進展。人間佛教及其公共佛學的中道不二與圓融無礙的思維方式,為建構宗教社會學的中國話語提供了有益進路。


結語


此次論壇以人間佛教的社會學研究為主題,在理論層面,與會學者共同關注了人間佛教的神圣來源和社會銜接問題。神圣是信仰的內核,也是宗教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人間佛教也曾在此方面遭受過質疑。與會學者認為,人間佛教的神圣性,從儀式變遷到進入社會的方式,都與傳統佛教不太相同。神圣作為中國歷史的重要問題,同樣也是人間佛教的基礎要素。星云大師的人間佛教觀將關系重新帶進自我,猶如重新建構起一種具有神圣性的大我,但共業共修形成的神圣觀念,需要有效的制度掛靠。人間佛教的神圣性和社會學,既是佛陀本懷,也是大師思想,既是制度神圣,也是個人神圣。也有學者提示,佛教的神圣是形容修行等級的問題,佛教里不存在神圣世俗對立的問題,對于相關概念的運用應當充分了解并審慎使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建欣教授在閉幕禮上指出,佛教研究乃至宗教研究的人文取向,與學科發展及其制度設置有關。宗教學仍不成熟,需要各學科互相認同,共同參與。改變宗教學的學科地位對宗教學的發展至關重要。對佛教來說,佛教社會學研究西方較多,關于印度、斯里蘭卡佛教的研究較多。我們不需要跟在西方學者的后面,西方學者的研究是一個基礎,但是歸根結底是要回歸中國問題。

【責任編輯:流水】

標簽:首屆 人間佛教社會學論壇 傳統佛教 走向 現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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